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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老板:不甘无所事事 只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

2017-9-18 15:49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235| 评论: 0

摘要: 来源:GQ实验室何瑫编辑:曾鸣采访、撰文:何瑫摄影:贾睿视觉:梁爽煤老板,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。自20世纪末期起,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,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,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。但煤炭能 ...

来源:GQ实验室何瑫

编辑:曾鸣采访、撰文:何瑫摄影:贾睿视觉:梁爽

煤老板,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。自20世纪末期起,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,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,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。

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,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。对于煤老板们而言,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,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、身不由己。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,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。缺乏规则的环境中,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。巨额利益背后,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。同行踩踏,官员刁难,黑帮勒索……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,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,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。

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,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。2008年后,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,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,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。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,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。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,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,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,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。心性的差异,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,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。

7月初的一个下午,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VIP 包房里,猛吸了几口烟,不住叹气。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:“你看到了吗?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,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。”

八年前,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,感觉有些倦了,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。他拉上窗帘,关掉手机,想暂时与外界隔离,哪怕只是几个小时。但他怎么也睡不着,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。光线太黑,空调太冷,在床上躺了一阵,他生出极端的念头,起身打开窗户,想要一跃而下。

无论是在太原,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,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,时代的宠儿。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,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,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,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。

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,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。过往十余年,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。二十多岁时,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,只是为了谋生,让村里人看得起。但后来,同行举报,官员刁难,黑帮勒索,日子久了,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。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,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,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,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。这笔钱他出得起,但他咽不下这口气。

几个月前,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。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,好多还一点高利贷。而第二年春节过后,两三个月之间,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。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,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,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——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,表象是幸运,背后很可能是陷阱,甚至灾祸。

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,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,终究还是放弃了。他关上窗户,一步步退了回去。

平复了一会儿心情,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,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,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,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。但对他自己而言,商场就是战场,想在凶险中生存,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。

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。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,一要做到被需要,二要做到被尊重。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,不甘心就这么死。

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,他语气平静,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。自杀未遂几个月后,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,留给他45%的股份。

最近三四年来,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,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,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。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,如今即便无事可做,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。他身形瘦削,习惯穿运动装,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。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,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。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,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,有些让人提心吊胆,矿难、坐牢、遭遇绑架。

7月末的一个晚上,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。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,在“百团大战”中败下阵来,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。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,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。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。“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,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。”

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。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,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。 2010年春天,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,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,随后在北京租房、买房、装修,过了整整两年,才算正式安顿下来。

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,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。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,那段日子,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。

2008年9月,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,277人死亡,消息震动全国,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。或是成为国企股东,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,无论如何选择,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。煤老板这个名词,从此成为了过去时。

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,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,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。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,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,就此开始分岔。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。

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,反倒让他心生遗憾。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,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,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。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,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“算是有了靠山”。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,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,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。

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,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。但恰恰相反,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。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,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,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,一切都有人打理。但到了北京,除了有一大笔钱,一切都要从头来过。

来北京前三个月,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,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,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。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,没日没夜地打。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,经常叫他喝酒聚会,但他极少去,别人过得好,心里受刺激,过得不好,情绪会传染。他打的是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,没什么技术含量,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,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,纯是消磨时间。每到吃饭时间,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,他不说话,吃完继续玩。

失落不适,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。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。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,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,打了四头大象、六只长颈鹿,五只斑马,花了四百多万。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。“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,我不打,要打就打大的。前半辈子太压抑了,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。你能懂那种感觉吗?”

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,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,获取更多的尊重。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、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煤改之后,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,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。“人有了文化,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。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。”

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。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,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,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,带头人便是黄治华。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,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——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,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,在南方当过兵,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,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。他喜欢读书,欣赏安·兰德的思想,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。

比起其他煤老板,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,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,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。但在同行们眼中,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。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,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,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。

黄治华那年34岁,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。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“高级”的生意。“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。暴发户是什么?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,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。说白了,都是跪着赚钱。”

关于公司如何命名,股东们有过分歧。有人提议要带有“晋商”两个字,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,最终起名“盟动力”。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,他想撕下来。

3

“煤老板”这个称呼频繁出现,是在2002年之后。在此之前,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,敢于投身其中的,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。投入大,利润低,还总是收不回账款,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。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,90年代末,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,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,穿不上新衣服。

在朱新宁的记忆里,前半生贫穷乏味,充满了苦痛。 四岁时,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,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、一个妹妹,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,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。六口人的家当,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。父亲背着他,翻了一座又一座山,一路走,一路哭。

时间倒退三四十年,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。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,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。父亲六岁时,祖父去世,祖母不得已改嫁,家境日渐衰微。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,用朱新宁的话说,无尽的厄运开始了。

土改伊始,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,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,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。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,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,因为阶级成分低,最弱势的总是朱家。

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:离开这里,去外面的世界。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,他别无选择。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,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。

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。家庭、见识、生活习惯、兴趣爱好……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,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。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,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,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。到了高二下半学期,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,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,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

读高二时,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。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,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。高中毕业后,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。几个月后,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,希望他回来帮忙。两人一同回了山西,结了婚。

朱新宁

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,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,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,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,数量上万家。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,只好承包给个体,最早的“煤老板”由此而生。

随后近二十年,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。日后煤价疯涨时,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,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。但在当时,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。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,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。父亲当时的心态是: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,如果赔了,反正本来也没钱。承包井口的六万元,全靠东拼西借。

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,每吨能赚三五块钱。承包第一年,矿里出了一万吨煤,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,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。工人们领不到工资,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,名义是陪同,实质是监控。连续三四年,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,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。

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,煤矿主们突然发觉,命运变了——2002年1月,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,煤价进入市场化,翻着番地上涨。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,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。他们满脸堆笑,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。

巨额利益的诱惑下,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。这其中,就包括黄治华。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,开了一家洗煤厂。“现在老说风口,什么是风口?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,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。”

黄治华感叹,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。那时逃税成风,拉煤不开税票,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。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,赶上省里突击检查,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。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,没想到却因祸得福,一夜之间,煤价就涨了两成。

也就是在那几年,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。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,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。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,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,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。“除了吸毒犯罪,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,那时候全干了。”

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。到了2006年,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,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,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。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,离了婚,关了洗煤厂,去了南方。

那一年,他正好三十岁。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,但他却觉得庆幸,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。“说白了,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,这种钱你能赚多久,将来怎么办?”

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。两年后,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,但已跟他无关。他觉得这是不幸,但也是幸运。“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,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。”

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,第一反应不是惊讶,而是后怕和庆幸。“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,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,进监狱也很有可能。”

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,而当时的朱新宁,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。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,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,虽储量可观,但因需要从零开发,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。

与煤相比,更令他烦恼的是人。身负巨债的同时,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。回忆当年,47岁的他皱起眉头,露出无奈的神情:“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?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,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。”

4

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。他觉得既容易,也复杂。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;复杂在想顺利挖煤,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。“人性这东西,复杂极了,实在摸不透。在山西尤其如此。”

如今谈论起往事,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:“那时的山西。”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,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,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,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。

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,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。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,在矿井周边修路、栽树、开渠,煤挖出来,运不出去,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,从不给钱。

朱新宁心烦意乱,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。负责人受谁指使,为什么要为难他,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。日后,这种谜团成了常事。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,赋予人们利益,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。置身其中,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。

缺乏秩序的世界里,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。工商、税务、公安、环保、安检、电力……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,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、花对钱。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,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。为了抢夺地盘,煤矿主们常会雇佣“护矿队”进行大规模械斗,使用大刀、猎枪,甚至炸药。

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,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:听说你小子不错,我们相信你,觉得你需要钱,我们钱不多就50万,给你了。“你说这钱你敢收吗?你要收了,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,一辈子缠住你。”

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,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,“心里燥的不行,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”。情况复杂时,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,打完后呆坐着,几小时讲不出话来。

但他也无法抽身,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。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,看起来回报诱人,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,产能标准不停提升,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,盈利遥遥无期。

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——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,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。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,稍不留神,便可能是灾祸。跟政府部门打交道,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,事能否办成,全靠私下疏通。礼怎么送是门学问,送多了,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,送少了,反倒得罪人。

有一年春节,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,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,露出鄙夷的眼神。朱新宁心里既厌恶,又害怕。后来他一打听,别人都送一万。

伴随着煤价上涨,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。逢年过节,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,豪车开过去,对方连连称赞“借去体验”,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。

有一年,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,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,管理这么大的矿。他苦笑着感叹,情况太复杂了,不是人干的活。对方说,那不然卖了吧。他没放在心上,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,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,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。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,才算解决了危机。“气得我都哭了,恨得咬牙切齿。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。”

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,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,每接触一个人,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。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,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,而是去省会太原。“内忧外患,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。”

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。有一年,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,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,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。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,看他关在铁门里,递给他一箱方便面。他跟同学开玩笑说,你小子干什么,不想让我走了?同学叹了一口气: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,其他你自己想办法。

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,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。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,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。“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。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,我怎么就摆不平?”

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,他抹不开面子,只好答应。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,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。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,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。

十几年里,煤矿上也有过事故,出过人命。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,死了三个人,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。有一年,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。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,夜里睡不着觉。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,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。到停尸房门口,他下了车,想先把门拉开,把尸体扛进去。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,他突然怕了,转身就跑。

后来有一次,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。他忍不住问,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,你就不怕吗?女孩说,人已经死了,有什么好怕的。

后来,朱新宁也不怕了,开始变得麻木。一天睡十几个小时,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,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,是否值得。

2006年,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。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。“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,他们脸上都有光,不同意卖。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。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,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?”

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,朱新宁开出2.8亿的价码。经过几轮谈判,对方只愿出2.6亿。僵持不下时,朱新宁急了: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,也买不了我的矿。

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,随口说说。没想到两三年后,竟然成了真。

伴随着煤价上涨,黑煤窑遍地开花,矿难频频发生。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,抬高开采门槛。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,煤价进一步上涨。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,到了2008年,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。“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,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。”

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,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。当时组一桌酒席,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。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,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。但他一边觉得荒唐,一边还得努力张罗。行业里人人如此,不做就得出局。“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,你怎么办,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?我痛恨死了。”

那段时间,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,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。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,却反倒开始失眠,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。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,轻飘飘的,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。潮水会在何时退去,会把自己甩向哪里,他心里没数。

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。随后一年间,敲诈、自杀、转让、逃离,接踵而至。“那个时候,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。”

5

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,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。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,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,已然不复存在。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,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,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。

比起朱新宁,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,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。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,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。离开煤炭后,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,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。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,清华科技园的对面,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,跟上时代的步伐。回头望去,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,论起商业逻辑,粗糙到几乎不存在。

在清华附近住久了,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,富有秩序,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,只要有才识,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与之相比,在山西做煤炭,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。

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,做一些“更高级的生意”。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、讲座,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,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,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。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“民间硅谷”的称号,美团、快手、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,卧室休息,客厅办公。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,黄治华也跃跃欲试。

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,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。他们接连买下房产,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。

一次,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宁one 小区。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,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。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,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。但他没想到,陈二话没说,付了钱。

这只是个开始。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。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,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。

黄治华半是吃惊,半是理解。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。“说白了,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,但其实没什么尊严。都是跪着挣钱,九死一生过来的。现在解脱了,就想站着把钱花了。”

初到北京,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,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。时间久了,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——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,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,甚至有些自卑,不甘于无所事事,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:大生意看不懂,没勇气尝试;小买卖看不起,觉得来钱太慢。

于是,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。

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——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,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,甚至会引发灾祸。那种滋味,他体会过。

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。他生出一个想法,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。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,他一开口,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。

煤老板们对于投资方向只有一个要求,能很快赚钱。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,但总觉得有些无趣,缺乏兴奋感。但就在启动前,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,登时来了兴趣。

2005年,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,迅速蹿红,又迅速卖了出去,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。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,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——每成交一单,就收一单钱,简单直接,跟卖煤很像。

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,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。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,在清华北大的BBS 上写几个帖子,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。但他全部否决了,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,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。

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,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: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,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;二是资金优势,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,坊间说法不一,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。

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,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。黄治华连讲了三天,他们还是将信将疑,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。

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:只要领导点头,事情就能做,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。

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,领导坐在床头,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,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。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,领导说,这事能行,弄吧,赔了就当玩了。

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,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。领导一发话,唐虎带头表态,其他人跟着附和,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
敲定资金的过程中,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,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。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做投资。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,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投资入股,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%股份。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,决定自己搭队伍干,成立了阿丫团。

起步顺风顺水。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,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,也不缺钱,唯一的短板是技术。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,只要开得起高薪,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。与潜规则密布、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,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、透明,富有效率。

黄治华亲自上阵,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。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,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,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。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。“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。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,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。公关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谈判能力,谁也没我们强。”

很快,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,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。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,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。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,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。

上线半年后,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。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。唐虎的反应是: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?

新玩家纷至沓来,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“百团大战”的字眼。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,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。但后来,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: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,而互联网却是非生即死。玩家越多,竞争越惨烈。

没过多久,价格战来了。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,不会太持久。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凶狠得多。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,准备原价上线,不赚钱,只走量。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,过了几天,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。 “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。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,这不是自杀吗?”

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,只能跟进。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,签一笔,赔一笔。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,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。唐虎给他打气,没关系,兄弟们有钱,玩得起。

但黄治华还是抑制不住地心慌。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,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,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。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,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,对手已经开始吸揽风险投资的支持。

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,和煤炭生意比起来,这种竞争实在太血腥。“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”,“你有多少钱可烧?煤老板再有钱,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?”

资本施展出冰冷残酷的力量,火热厮杀中,战局已渐渐明朗。有一次接受采访时,记者问他,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。他想了想,回答说:现在是秋天,还没到冬天。“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。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,全国几千上万家,得烧多少钱进来?想都不敢想,害怕啊!”

2011年7月,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论坛。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,有点透不过气。不一会儿,王兴走上台,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美元投资,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,现金储备超过6000万美元。

黄治华蒙了。在从会场回公司的路上,他心里不停默念:这游戏玩不起,不玩了。

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,停止招聘、裁员、解散地方分站。有一天唐虎过来“视察战况”,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,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。

唐虎急了,一脚踢飞了脚边的垃圾桶。“人呢?我的人呢!”

黄治华说:不敢再烧了,烧不起。

唐虎说:有什么不敢的?我再给你备一个亿,够不够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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